最早的学校军训，并不像现在这样简易化。

    根据领导在67年的三七指示。

    军队应分期对大学、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，并且参预关于开学、整顿组织，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D、P、G的工作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这项活动是普及到全年级的同学。

    大家不仅要进行实战操练，思想上也要进行深刻的学习。

    李小弟的学校，更是结成了“一队红”学习小组，利用下学时间来进行学习，回家的时间是一天比一天晚。

    李家的晚饭也换了人等，从之前的大妹，换成了如今的李小弟。

    这样衬的每天正常下班回家的李想，倒跟个闲人似的。

    李想到家的时候，李母的饭菜已经洗切停当，只等下锅。

    致使这样的原因，就在于，这個农作物有个规律。

    然多年战争下来，再加上天灾，导致出现了严重的饥荒，致使许多士兵被活活饿死。

    他进厨房本想沏点热水，却被菜板上切成丝的菜吸引了主意力。

    这种退化现象在此时，在国内外农业生产上，长期以为都被认为是难以解决的问题。

    但是没有一个能解决种植上的实际问题。

    挨饿，这个词从古至今一直伴随着我们各民族百姓。

    一般第一年产量最高，第二年产量就会大幅度下降，第三年基本上能算得上绝收了。

    一个高产量的作物对于人类的拓展，其实起到了非常之重的作用。

    土豆这个东西从它面世以来，跟“稀罕”好像都沾不什么边。

    粮食的极度短缺之下，出现人吃人的情况是必然的现象。

    若是碰到绝收年，一年到头，城市的菜市场里基本连个土豆的影子都见不着。

    李想也是来到这以后，才知道，哪怕是许多把土豆当成主食的北方，除了自个种它的农民，其他人也不是能年年吃到的。

    “妈，这是轮到土豆年啦。”李想的声音有些小惊喜。

    上百年来，各国相关的学者，关于土豆的退化现象，发表的研究论文数不胜数，说法也是杂学百家，说什么的都有。

    历史长河中各种骇人听闻的事件里，因为饿所造成的，不知几何。

    “是啊，早上在菜场看到上市了，我就捡着能买的挑了老些。”李母回道。

    十六国时期，先有君主禁止养蚕，因为桑叶是军粮之一。

    而且论起大家对土豆的印象，“高产”一直是它身上的重要标签之一。

    有些学者，曾经悲观的预言过，这是一种迟早要灭绝的作物。

    中国古代的历史根本就是一部饥饿的历史。

    收成好的时候，那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，家家都不缺。

    总有人为了活下来，不计任何代价。

    打仗的时候，一旦兵败，被留下的士兵，无论死活，都将成为对方的口粮。

    卖命的士兵，尚且如此，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更不用提了，哪怕是住在首都的百姓。

    《资治通鉴》：春，正月，秦王坚朝飨群臣，时长安饥，人相食，诸将归，吐肉以饲妻子。

    意思翻译过来：前秦苻坚在长安宴请群臣，那一年长安已经人相食。群臣宴席回家后吐出吃下的肉给妻儿食用。

    生灵涂炭这个成语，就是在这个时期创造出来的。

    然后距这个时期500年后，唐末的秦宗全又将吃人肉的技术提高了一个档次。

    因为军队缺粮，他们不仅吃人，还怕肉坏了，用盐腌制保存下来当干粮。

    战争时期，缺粮不可避免。

    和平年代，缺粮的问题仍旧是一个避开不了的问题。

    在没有计划生育的时代，人口肯定会不可避免的快速增长。

    然后人口的增长，就意味的粮食的消耗也会跟着增加。

    我们的老祖先其实已经为了人口膨胀下带来的饥荒，用了很多手段来应对。

    比如兴修水利、劝农耕种、推广农业技术。。。。。。

    还有无效手段，祈雨、求蝗神、*****等等。

    当然除了这些有的没的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引进高产作物。

    比如“占城稻”的引进。

    占城稻原属越南南部，是一种具有高产、早熟、耐旱属性的水稻。

    它从北宋初年先是传入福建，在宋朝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代，推广至长江中下游。

    长江中下游等地不管是税还是粮，一直都是受各朝关心的重中之重的地区。

    稍有闪失，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    能把稻种移到这里种植，可见当时从上之下是下了何等的决心。

    而占城稻果然没有让人失望。

    它的推广，让当时北宋三千万的人口，迅速飙升到至1.2亿。

    这是中国历史上人口第一次突破一个亿，并由此产生了百万级的人口城市。

    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爆发，则要归功于红薯。

    爆发时期在清朝，但是作物带回来的时间却是在明朝。

    红薯不仅耐旱，环境适应能力非常强，粗生贱养，不怕蝗灾，无论是沙土地、丘陵地，还是红土地，苗入地即活，而且产量非常高，吃一个到两个便能够吃饱，不管生熟都可以食用。

    当时红薯被西班牙人带到了菲律宾的殖民岛，在那边印证了高产后，西班牙殖民者却不准把这个作物输出。

    一位叫陈振龙的福建人，发现了这个作物的好处，为了让家乡百姓免于饥饿。

    他便下定决心作一个盗火者。

    他先是贿赂了当地的土著，得到了红薯藤。

    之后多次尝试过关，但都被拦了下来，自己也差点遭受牢狱之灾。

    最后一次，他为了躲避海关的层层检查，他把红薯藤跟船绳绞到了一块，才以此避过了检查。

    过了关卡后，经过七天七夜的颠簸航行，终于从菲律宾回到了福州。

    而福建在引入了红薯后，当地的农业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    很快，福建便遍地皆种，产量高，价格也便宜，普通老百姓更是三餐把它当主食。

    此后三十年，福建那一代都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饥荒。

    后来到了清朝乾隆时期，上有君主的政令向北推广，下有陈振龙的后人陈世元（这位先生有大爱，高龄八十岁死在了向河南推广红薯的路上）的积极推进。

    红薯就此在北方扎根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在玉米、土豆这两样高产作物的辅助下，当时的中国人口突破了三个亿。

    (本章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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